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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像立国家博物馆 柳张缪的在天之灵几可瞑目矣

时间:2019-06-28 22:57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海角论坛煮酒论史国粹宗教[我要发帖]

  数千年来,中汉文明不断是世界的明灯。但到了比来几百年,欧洲超越中国,满清被侵略殖民扩张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打败以来,文人学者中逐步呈现了一小撮否认中国文化的人。洪秀全拜天主教和李大钊陈独秀马列主义,可谓此中最过火的两支,也是对中国公众发生了最大本色影响的两支。近代少年中国粹会除了衍生出马列共产派,还有曾与之分庭抗礼的另一派,即图谋强国的国度主义派。这些,不外是近代浩繁门户的几支。在浩繁门户中,一直有一支随波逐流,那就是传承中汉文明并与世界同新的一支。柳诒徴就是此中的代表。

  柳诒徵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前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定人,曾和“爱国耆儒”、国粹大师王伯沆并称“南雍双柱”。动物学家胡先骕民国24年颁发在《国风》上的留念文章《朴学之精力》中曾记述:“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 柳诒徵是南雍精力的承继者,也是现代新南雍精力的创作发明者之一,和张之洞、缪荃孙、李瑞清、江谦等人有着一贯配合的旨趣。柳诒徵在南雍的教习生活生计中,曾先后是学衡和国风的精力魁首。在学衡中,还有梅光迪、吴宓、刘伯明、梁启超、胡先骕等同仁,柳诒徵是学衡派中的国粹魁首,而梅光迪、吴宓则是中国儒家人文主义和西方新人文主义的桥梁。学衡派其时曾力澄新文化活动新青年派等过火的文人学者的时弊。学衡派以南京大学为核心,而新青年派则以北京大学为核心。南京大学,包罗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地方大学期间,皆以南雍传人自居。北京大学是清末鼎新发生的私塾,又有人以其为国子监的承继者。北京国子监又称北雍,明朝时曾和南雍并立,永积年间南京国子监部门北迁组建了北京国子监。地方大学期间南雍又兴起了国风学派,柳诒徵、张其昀、缪凤林是此中的核心分子。缪凤林、张其昀是柳诒徵门生,是柳诒徵和竺可桢培育的英才济济的南高史地学者群中的一员。

  虽然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思惟和政治认识形态界发生了各类门户,但在几千万中国通俗老苍生傍边,人们仍然传承着儒家文化的思惟保守,受着儒家文化的恩惠膏泽,在日常的家庭和社会糊口中传承着中国文化崇奉。如许的文化崇奉正如南京大学校歌的阐释:

  大哉一诚全国动,

  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

  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

  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

  伟大啊,诚笃的美德,整个世界都为之触动;

  好像鼎的三足,担起支持的,是聪慧、仁爱、奋勇。

  众圣会聚归依的,是集大成的孔子;

  下开千秋万代,旁及四面八方,归一意愿大同。

  颠末浩繁的劫难,鼎新开放后,南京大学起首在中国大陆大学的校园中树立了孔子像,其时由香港儒教学院院长汤恩佳资助孔子塑像。 南京大学授予中国 吴伯雄名望法学博士学位时,曾赠送吴为山的创作《孔子像》。孙中山曾说,他的和革命思惟,就是黄帝、尧、舜、禹周公、孔子、孟子中国道统的承继和发扬。这和柳诒徵、张其昀、缪凤林所传承弘扬的中国文化有不异之义。柳、张、缪只是这一随波逐流的浩繁学者中的代表。这些学者的声音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被人们所知或广知。

  中汉文明的成长,需要中国文化的发扬,需要自傲和理智,需要摒弃奴性。柳诒徴曾攻讦,现代中国人多不敢自傲此中华汗青文化,或必以西人所言为证,自我标榜为思惟前进、新文化,实则是没有独立的主意、良知的判断,为可耻的奴性。“中国所尚,欧美所无者,一概扼杀,不敢倡导,此病甚深。在今日亟宜觉悟。”“故洋奴之习不蠲,中夏之道不明”。跟着中国的强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会变得越来越自傲,人们也会越需要思虑本人的文化认同,相信未来中国的教育终究被人们所鼎新,培育新一代自我认同的中国人。

  南京大学艺术学传授吴为山塑造的孔子像立于国度博物馆,在必然程度上申明中国文化在当局当局方面被必然程度承认。虽然近代以来至今,我们几千年来的许很多多精采的先人、圣贤,仍然被人歪曲、咒骂,被认识形态学者贬低,但跟着中国文人学者走向理智,走向自傲,中国道统、中国文化、中汉文明,终究从头恢复他的正统地位。柳、张、缪和他们所代表的先贤的在天之灵也将可瞑目。

  柳诒徵的事略

  柳诒徵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开创者。1903年编写《历代史略》,打破纲鉴的纪年形式,从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统论述历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国汗青教科书。他也是中国编著新型汗青教科书最早、最多的学者。1905年完成《中国贸易史》,是最早的中国贸易史专著。1910年完成《中国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国教育史著作。

  柳诒徵1923年完成《中国文化史》,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柳诒徵透过很多著作,阐明中国文化义理,是中国文化学的奠定人。柳诒徵是现代中国文化回复活动的国粹导师。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宗师,开办《学衡》杂志、《国风》学刊、《史地学报》等学刊,努力于中汉文化的昌明、发扬。

  柳诒徵为现代儒学宗师。作为史学家,由史学昌明儒学。他认为,儒家典范“《诗》、《书》、《礼》、《乐》,皆史也,皆载前人之经验而暗示其得失认为未经验者之先导也”;另一面,中国史学通贯儒学,儒学精力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焦点。柳诒徵颁发论著,对儒教混淆是非,指出了儒学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以儒家之底子精力,为处理当代人生问题之要义”,“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形态下”,以儒教解救现代社会,“不至以物质糊口问题之胶葛,波折精力糊口之向上,“ 此吾侪对于全人类之一大义务也”。以柳诒徵为南雍双柱之一的南京大学,是现代儒学回复的策源地[2];以其为国粹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前导发轫。

  柳诒徵亦为一位汗青哲学家。“史学与哲学相连系,是其治学的特色”。他在《国史要义史识》篇中定义汗青哲学:“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准绳。由汗青而求人群之道理,近人谓之汗青哲学。”[3]

  柳诒徵亦为一位目次学家、藏书楼学家。1927年掌管国粹藏书楼,直至1948年。其间供给住读体例便当来馆的远方勤学之读者,为中国“藏书楼事业中之创造”[4]。为便于“群彦之责索”,乃编著藏书总目,延聘王焕镳、周雁石等数人经数载勤奋,1935年完成《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图书总目》,这是中国第一部藏书楼藏书总目。

  作为教育家,柳诒徵爱才、重才,上行下效,培育提拔门生,“多能卓然而立”,人称“柳门成荫”。更多的人则是遭到柳氏学问、道德、人格、抱负的影响。在中国粹术界,有说他“培育出来的文、史、地、哲各门甚至天然科学方面的出名专家最多”[5] 。柳氏讲授之法,郑鹤声曾说,“柳先生的讲授方式,以根究书本为准绳。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纂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分解,而指定若干参考册本,要我们主动地去阅读...,读了当前,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细致批阅...他要学生日常平凡以阅读野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野史中出很多研究标题问题,要我们汇集材料,操练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功课成就...这种治学体例,简直是很根基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终身受用不尽” ;张世禄回忆说他教诲学生要能做“比力思虑”,激励学生“本人找问题去研究汗青”;胡焕庸回忆他的讲课“夹叙夹议,...既不是单调无味的考据,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口说,真可说是广征博引,有令人着迷之功”;茅以升曾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应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式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

  缪凤林承继柳师治史的学脉,对中国古文献中所记录之史实,必慎为订正,辨明正伪。其一时不克不及得出结论者,均“存疑”而不臆定;对中国文化西来谬论,亦据理严加驳倒。 他对中国民族西来说的批判、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阐述以及对中国国民性的分解,对发扬中国文化、抗战期间复兴中华民族精力,都有庞大的意义。

  所著《中国通史纲要》是他在地方大学史学系传授通史时所用课本。所述自太古以致比来,以明今日各类现象所由,及其蜕变之所以,宣扬了祖国五千年来辉煌光耀精采的史迹。柳诒徵为该书作序中称“是编层次了了,本末赅备,儒先精华及近人钩索辩难之文,粗略在是。”

  作为学者,张其昀是中国现代人文地舆学的开创人,也是汗青地舆学的开山祖师。国际权势巨子之《科学》杂志对他在天然地舆学上的成绩也有好评。在方志学方面,其主编的《遵义新志》,在处所志中拥有主要地位,此中开创了中国人进行地盘操纵查询拜访研究的先河。他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度计谋学(方略学)的学者。

  张其昀在台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持久间,促成多所大学的复校和新学校的成立,开创博士学位教育,著力中小学根本权利教育,根基奠基了台湾的教育款式。

  张其昀先生对中汉文化眷恋倾恭,是中汉文化回复活动的主要魁首和儒学回复活动的中坚,时间之长,影响之远,令人感念。他晚年是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的主要成员;嗣後中大时代成为国风社的一位魂灵人物;再後於浙大开办《思惟与时代》,汇集了张荫麟、谢幼伟、郭斌龢、熊十力、钱穆、陈康、贺麟、冯友兰等学者,世人评说其时浙大蔚然有重振东大学衡之风、回复人文主义之势。在台湾,除著书《中华五千年史》外,还开办中华学术院和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执教的文史学者便有钱穆、杨家骆、黎东方、梁嘉彬,蒋复聪、陈立夫、高超、宋晞、曾虚白、谢然之等人;设立中汉文化出书事业委员会,出书中华丛书、《华学月刊》,构成了研究中国文化之核心。

  张其昀自喻终身治学,不过五事:

  一曰国魂,以谋发扬中华民族精力;

  二曰国史,摸索中汉文化之渊源;

  三曰河山,研究中国去世界之地位;

  四曰国力,衡断经济扶植对国计民生之关系;

  五曰国防,以唤起爱国思惟与民族公理,培育重生力量。

  国登时方大学的保守精力

  高超 (字仲华,文史学家,第一位中国文学博士导师。)

  民国成立当前,在南京设立了一所南京高档师范,是东南各省的最高学府,后来改为国立东南大学。我在民国十四年炎天,考入东南大学,距此刻曾经六十年了。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后,建都南京,我们学校几经易名,最初命名为国登时方大学,那时我正在学校。再过三年,到民国十九年炎天,我才结业,在校整整五年,沐受由南高以来的保守精力甚深且厚。对日抗战时,学校迁往战时首都重庆的沙坪坝,胜利后迁回南京。几经播迁,似乎在南京起头创校,由南高而东大、由东大而中大,这一段创校期间所成立的保守精力,晓得的人曾经慢慢地少了,此刻欣逢创校七十周年,我愿把我在校时所沐受的保守精力说出来,以与全体校友共勉,还请大学指教。

  ......我入学已在东南大学的时代,记得那时有很多学者居心丑诋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文不值,主意完全地摧毁掉,办杂志大举宣传,蔚成一时风气;唯有我们东南大学的师生耸然不摇,我们很理智地权衡,对于本人民族文化失掉决心的人,还能爱本人的国度吗?把本人民族文化的利益完全扼杀掉,把一些小错误谬误拼命地强调,以偏概全这是公允的吗?这是合乎科学的吗?把所谓“新青年”都变成“洋迷”,甘愿宁可臣服于外族,这是国度民族之福吗?我们也办了一个杂志,叫做《学衡》,叫醒学术界的理性,对一些辞邪说,要读者加以客观的理智的权衡。我们的传授柳翼谋先生(诒徵)特写了一部《中国文化史》三巨册,对学生教学,让学生看到中国文化的全貌和真象,也让青年们本人理解中国文化能否真的一文不值。我们的传授王伯沆先生(瀣)出格开了一门“四子书”的课,阐述中国文化里精微的“道”与“理”,每逢开讲的时候,一间最大的课室里,学生老是坐得满满的,到得迟一点的就挤站在门口和窗口的走廊上,静悄然地没有一点声息,只听见伯沆先生的南京口音在侃侃而谈,娓娓不停,渊渊入微。抗战的期间,日本人进攻南京,伯沆先生得了中风症,不克不及随校撤离到后方,一介墨客,贫饿交煎,日本人闻讯,送钱送米,到他家里,都被他拒绝了。他的景象,被沦亡区的学生晓得了,并传到后方,后方的学生也节衣缩食,筹集款子,与沦亡区同窗合作,救济他们的糊口,直到他的逝世。我们东南大学的重道与尊师,其诚敬与恳挚的精力,完全出于衷怀的天然吐露,决非出于矫诈与自然。

  国登时方大学的学风

  张其昀,字晓峰

  国登时方大学位于南京城北钦天山下,南京为中国之一古都,亦为民国之新都,故可称为首都大学。回溯往迹,则自六朝南唐以致明初,在南京皆有国立大学,流风余韵,后先辉映。以汗青地舆的关系,我们的母校自有其奇特的荣誉。世人有以钟山的高尚,玄武的恬静,大江的雄毅,足以意味母校的学风,这确是一种成心义的比方。兄弟想就此三点,略加注释,以资感兴。

  (一) 高尚

  国登时方大学可说是中国现代儒学回复活动一个策源地。在五四活动当前,对中国汗青文化持思疑与报复立场者,滚滚皆是。其时南京的我校,则耸立而不为摆荡,所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有擎天一柱的气概。我校所倡导的新学术,虽深受西洋思惟的影响,而不为所转移,而益充分辉煌。这种儒学回复活动,颠末四十年的时间,由发端而渐趋成熟,以期成为吾国粹术的正宗,中国真正的文艺回复。我们常以此自勉,当为世人所共见。......

  其途愈隘,其地愈高,其名愈尊,其责亦愈重,此去世界列国皆然,而今日吾国为尤甚。以中国三千五百数十万之方里,四五千万之生齿,仅得国立大学二三所,学生之数至少不外数千人,平均计之,大约十万人中乃有大学生一人,古称千报酬英,万报酬俊,至于十万人中之一人,直无此十百倍于俊秀之名词以名之。学者试思,吾之地位与其他之十万人相若也,而其他之十万人纳捐税,竭脂膏,以充国用,以立大学,以建校舍,以购图书,以置仪器,以延师儒,以教吾一人,岂徒为吾一人无学者之头衔,无博士之徽号,不克不及勾当于社会,不足光宠其宗族,故不惮牺牲十万人之乐利,以奉我一人乎!由此思之,大学学生之义务为何如,以余所见,当分三部论之。

  一则对于今人之义务也

  二则对于前人之义务也

  三则对于世界之义务也

  今之学者,对于世界应负之义务有二:一曰报答,二曰共进。何故谓之报答,即学术上之贡献是也。吾人今日所治之学术,自得之于中国先民者外,皆食世界列国粹者之赐也。远自哥白尼、培根、牛端,近至爱迪生、倭铿、柏格森诸人之学说,络绎委输,以启吾族,吾族所以对之者,其仅仅尽量接收翻译仿效罢了乎,抑将有认为之报也?以贸易论,入口货多,出口货少,则其国必为他国经济上之奴隶,然吾国自晚清以来,虽曰输入恒跨越输出,而其现实尚能够丝茶豆麻诸物为彼火油纱布之报,独至学术界,则输入之与输出几乎非常例可言,何吾人但食人之赐而不思还以一席也?然昔可诿曰,中国初事教育,通俗学生学术老练,如乳儿之于乳母,有食之罢了,今则学术渐进,崭然以学府著者,为世所耳目矣,则吾人于科学上所发现,于社会上所研究,于文学上所缔造,皆当尽其量以谋贡献,不成徒如敝帚自珍也。近人谓华府会议,无中华民国之名词,仅有支那之名词,是诚可耻之事,然支那之名词,果有很是之学者未常不成使之增重也,小我之力初不必藉国力认为援,如太谷儿之哲学文学,有震动世界之力量,则印度不足为太谷儿羞,太谷儿实足为印度荣矣。假令吾国在国际会议席上,固鲜明与世界强国平等,然一翻世界之学术史或教育宗教文艺美术诸史,阒然无一支那人名,或有之亦不外过去之老子孔子玄奘杜甫诸人,则此国乃诚色厉内荏耳。今之强国,固恃有无畏战舰、弩级战舰、坦克大炮,以壮其门庭,然按其内容,则靡国不有竭尽心思以求裨补世界文化之人,纵令毁其武装,摧其交际,灭其本钱,而其发现家磊磊六合间,不随其武装交际本钱而去也。反观吾国,则其他之数种既不逮矣,其可自致于精力者,乃亦同其沈寂,岂吾族之脑力皆出白人下乎?吾意食人者恒愚,食于人者恒巧,查礼士好年之制橡皮也,荡其财富,罄其器物,欠债累累,受万众之毁骂嘲弄,经若干之失败波折,而查礼士好年秉其愚忱,独处置于一物,而其功遂广被于五洲。吾人惟不及其愚,故不肯趋入此途,使吾独苦而赐世界以福,不唯制造物质,推之研究哲学文学美学论理学社会经济,无不皆然,人持此说,吾从而推扬之,尽可名于一时,乐其终身,何须更自苦者。然吾愿将来之志士,务戒此巧,而不惮如白人之愚,变销场为产地,则世界将引领以望吾矣。

  复次,则共进之义,视报答为尤重。今日中国之有待于鼎新固也,而世界列国之有待于革新,特视吾国景象分歧,未必无筹议之余地也。盖就文化上言之,白人之大有造于世界者,吾诚敬之重之,而就国际上言之,则白人之为祸于世界者,吾亦不克不及为之讳也。欧战以来,获胜之国莫不标举人道公理,以饰其佳兵矣,然而埃及印度之兵变,踵相接也,安南菲律宾之羁轭,势自如也,世无伟人,故亦不敢助之张目,然而冤愁愤抑无所控告者,岂独吾最临近之一朝鲜乎?今之世界,无所谓人道公理则已,有之,则必放诸四海而皆准,不得谓彼不成如斯,我独可如斯也。以吾国之积弱,自谋不暇,何能更为越俎之谋,然吾常熟思之,世界之上晦气人之国度,不夺人之地盘,对于异国,殚国力以搀扶帮助,并不为经济上之侵掠者,独吾中国耳。吾国有此汗青,吾民即有此美德,吾国大学学生即应倡此美德以指点世界。世界者,人所共有,何独让他人之指点?而吾辈不克不及一伸其喙乎?今之欧人,以大战之发急,亦汲汲然虑西方文明之破产,而欲求东方文明,以供其参考而为布施之剂矣。吾东方人不唯不敢自任,且退然自克曰,吾东方无文明,所有者皆舶来品耳。吾意一国一族之精力学理,虽经异国人之研究译述,必不克不及如己族之自得盲目之深,故东方之文化所附丽之典籍,未尝不见于世界之文库书楼,而其独到之精力,则仍须国族之自行传布。吾即让步曰,彼如五都之市,百物皆备无须野叟之献芹,然以昔之上帝教东来为比例,其时吾亦无须乎彼,而彼强聒不舍,遂积渐而有今日遍及全国之伟观。吾曹学者,何不效彼所为乎?且墨翟、宋径,皆吾前贤之卓有思惟者也,吾辈诵述其说,岂仅对于国内罢了乎?昔之世界,交通未便,视齐楚犹今之欧亚也;今之世界,交通日盛,万里户庭,则齐楚欧美焉,亦法前贤者所常有事也。吾尝独居深念,感国际之不服,辄憾今之出席华盛顿会议者,何其孤陋寡闻乃尔,抱定一山东问题,并香港亦不敢齿及,而世界之亡国,更非脑筋之所系属。既而思之,将来之世变无限,今日初非定局,吾辈学者但须励精淬志,先整理其国度,后推及于邻属,则待吾辈翼之以共进者,机遇甚多,生怕学者无此志耳。且国际道德,犹其涉于外者也。更进而求其内部,亦未必精美绝伦,无俟乎改良也。本钱家劳动家之轧铄,靡国否则,而其积习之奢淫野蛮,非吾礼教之邦之人所敢钦服者亦不堪偻计。例如大学旧生逼迫重生,有各种野蛮行为,以至以相斫为能,非负伤痕若干者,不足为好汉之士,而女子之事惟浪荡跳舞,争奇斗靡于服饰,致令须眉以承担之重不敢有家室,而离婚苟合堕妊等事,相因以生,似皆不得谓之文明也。昔人曰:心诚怜,鹤发玄,情不怡,艳色媸。今报酬列国强盛所震动,往往视其鹤发亦如绿鬓青丝之可羡,恨不令吾国相率而白焉,苟平心观之,吾国固须取人之长,亦未尝不成药人之短,相携并进,以同造将来之精美绝伦之世界,则大学学者之义务,益无既矣。

  总右所举三目六项,皆对人之义务也。对人之义务明,而对己之义务不待言矣。曾子曰:士不克不及够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认为己任,不亦重乎?人惟不仁,方视世界国度于己无异,而惟汲汲焉以小我之生计问题、职业问题、婚姻问题,为须取得大学学者之资历尔后处理,不然广宇长宙之重责,皆在一身,惟有勤奋强学,开辟万古之气度,以肩其任,而小我之问题不暇计矣。吾国粹者恒言:生平志不在温饱;又曰:先全国之忧而忧,后全国之乐而乐。是虽迂儒之言乎?然鄙见认为今日吾民族存亡存亡之关头,即在此迂阔之谈可否复见于学者之心目为断,吾大国民、吾大学者,勉之!勉之!

  《学衡》第六期 民国12年4月

  举报1楼埋红包点赞楼主:京华龙蟠时间:2011-01-23 15:33:24中汉文明的成长,需要中国文化的发扬,需要自傲和理智,需要摒弃奴性。柳诒徴曾攻讦,现代中国人多不敢自傲此中华汗青文化,或必以西人所言为证,自我标榜为思惟前进、新文化,实则是没有独立的主意、良知的判断,为可耻的奴性。“中国所尚,欧美所无者,一概扼杀,不敢倡导,此病甚深。在今日亟宜觉悟。”“故洋奴之习不蠲,中夏之道不明”。跟着中国的强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会变得越来越自傲,人们也会越需要思虑本人的文化认同,真正认识和领会本人的汗青文化,相信未来中国的教育终究被人们所鼎新,培育新一代自我认识和认同的中国人。

  国风,民国大陆期间以国登时方大学传授为主形成的学术文化门户。

  国风主旨,一方面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一方面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本史迹以导政术,基地守以策民瘼,格物致知,择善刚强,虽不囿于一家一派之成见,要以隆人格而升国格为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柳诒徵、缪凤林、张其昀等人,以倡导发扬中汉文化和昌明世界最新学术为任,在南京结为国风社,创办《国风》学刊。“国风”一词,源出《诗经》,国风学人以其寄意中国之风。

  其时正值沈阳九一八事情之后,国风学人于国难很是期间,投身公家范畴,提出了人文与科学并重的救亡主意,以尽到学术界“对于国度之应尽义务”。《国风》被视为《学衡》的继续,在连结发扬中国文化之任务的根本上,强化了抗敌保国的民族主义思惟感情。《国风》和中国史学会(发行《史学杂志》)、中国科学社(发行《科学》杂志)亦具有亲近联系。学术渊源上,国登时方大学(后在大陆更名南京大学,又在台湾复校)与其前身国立东南大学(东南学派)、南京高师(南高学派,此中以南高史地学派为代表)一脉相承,并可不断上溯至南京汗青上前朝历代的国粹[1],其焦点为南雍学人承继发扬中国粹统的精力。在国度危难之际,国风学人主意,中国必需发扬固有文化,复兴民族精力;开展独立的科学研究,提高国力;重视加强国人的国度观念,带动公众,以巩固国防。

  国风学人虽怀有强烈的救国之心、强国之志,不外,与统一期间侧重政治学理及政治议题之《时代公论》所分歧,《国风》纯为文化学术刊物[2]。

  国风社社长由柳诒徵担任。

  《国风》杂志掌管编纂为张其昀、缪凤林、倪尚达。

  《国风》为半月刊,由钟山书局刊行,创刊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终刊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全面抗战迸发前夜,共出书8卷85期,颁发文章900余篇。

  《国风》的次要作者多为学衡派在南京的根基成员。在原《学衡》作者群的根本上,人文社会学术范畴新增的作者有章太炎、朱希祖、胡小石、任二北、范存忠、卢冀野、唐圭璋、钱钟书、唐君毅、贺昌群、钱南扬、滕固、谢国桢、萧一山、萧公权、陈诒绂、李源澄、朱偰等人。此外,一批科学家为刊物撰稿,包罗秉志、翁文灏、胡敦复、竺可桢、胡先骕、熊庆来、戴运轨、谢家荣、张江树、严济慈、钱昌祚、顾毓琇、凌纯声、卢于道等人。

  《国风》上撰文较多的学者有张其昀(40篇)、柳诒徵(30篇)、景昌极(16篇)、缪凤林(14篇)、张其春(14篇)、竺可桢(11篇)等人。

  国风学者的研究功效,不限于颁发在《国风》杂志。如中国科学社于民国26年出书的《科学的民族回复》,即是国风派学者所做的关于中华民族的科学研究,涉及汗青、地舆、天气、人种、心理、养分、健康等课题。

  《科学的民族回复》(主编:竺可桢)

  中华民族之史的察看(卢于道)

  中华民族之地舆分布(张其昀)

  中华民族与天气的关系(吕炯)

  中华民族的特征及其与他民族的比力(孙本文)

  中华民族之人种学的检讨(刘咸)

  中国人脑及智力(卢于道)

  中华民族的血属(李振翩)

  中国人之养分(吴宪)

  中华民族之健康(许世瑾)

  中国人种之改良问题(卢于道)

  民国以来,学衡、国风等学人承继中国粹统、发扬儒家文化、开展人文回复、倡导理性学术的勾当,对于复兴中国的民族精力和民族文化、成长科技、繁荣学术发生了主要影响。同时,这些勾当鞭策了国民当局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将孔子祭祀列入国度祀典,祭孔成为其时中国地方当局所行之五大国度祭祀之一。民国期间五大国度祭典为祭祀黄帝(中华共祖)、大禹(九州夏朝开创者)、孔子(儒家开创者,至圣先师)、朱元璋(明太祖)和孙中山(中华民国国父),这对于中汉文明汗青的承继和国度文化保守的认同具有严重意义。

  举报3楼埋红包点赞楼主:京华龙蟠时间:2011-01-26 21:41:39孔子者,中国文化之核心也

  《中国文化史》,孔子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核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当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便自今当前,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列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汗青上不成磨灭之现实。故虽老子与孔子同生于春秋之时,同为中国之大哲,而其影响于全国国民,则老犹远逊于孔,其他诸子,更不克不及够并论。观夏德(FHirth)《支那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①,所引德人加摆伦资(Gvon der Gabelentz)之言②,则知孔子之地位矣。v

  《孔子与其学说》(加摆伦资)(Confucius und Seine Lehre):“吾人欲测定史的人物之伟大之程度,其恰当之法,即观其人物所及于人民者传染感动之大小、存续之长短及强弱之程度三者之若何是也。以此方式测定孔子,彼实不成不谓为人类中最大人物之一人。盖颠末二千年以上之岁月,至于今日,使全人类三分之一于道德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糊口之点,全然存续于孔子之精力传染感动之下③。”

  举报5楼埋红包点赞作者:zhuoluen时间:2011-01-26 22:10:59孔老二的涂顺为了什么?不过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狼皮好披而已。

  《中国文化史》,孔子

  孔子之生年月日,说者纷歧。

  《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春秋谷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世本》:“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先圣生卒年月日考》(孔广牧):“谨案先圣之生,年从《史记》,月从《谷梁》,日从《公羊》、《谷梁》。年从《史记》者,凡《世本》所述春秋卿医生世系,悉与《左传》合;龙门撰《史记》,于先圣生年,按照《世本》为说,诚以其可托也,月从《谷梁》者,以《谷梁》与《世本》同故。日从《公羊》、《谷梁》者,以《经义骈枝》据《周历》、《三统历》及古《四分历》推得也。”

  《义经骈枝》(成蓉镜):“世传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为今之八月二十七日,然以古历步之,实八月二十八日。”

  要其生卒灼然可见。

  《春秋》哀公十六年续经:“夏四月己丑,孔丘卒。”《经义骈枝》(成蓉镜):“孔子卒日,集古今诸历步之,十六年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已丑。”

  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先圣卒于鲁哀公十六年,由是岁上溯之襄公二十二年,实七十三岁,他书谓为年七十四者,盖从襄公二十一年起算,失之。”

  非若老子、释迦之存亡无从稽考也。谶纬诸书,多言孔子生有异征。

  《论语撰考谶》:“叔梁纥与征在祷于尼山,感黑龙精以生仲尼。”

  《易纬通卦验》:“孔子表洛书,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

  春秋家又谓孔子受命制造,

  《公羊》哀公十四年注:获麟之后,全国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慧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停。”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乌,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

  自号“素王”。

  《六艺论》(郑玄):“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春秋序》(贾逵):“孔子览史记,就长短之说,立素王之法。”

  皆视孔子为奇异不经之人,迄今日而称述其说者不衰。欲比孔子于耶稣、穆罕默德,以儒教为标帜,是皆不知孔子者也。孔子不假宗教以惑世,而卓然立人之极,故为生民以来所未有。

  《孟子公孙丑》述有若之言曰:“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学者欲知孔子,当自人事求之,不成奇异其说也。

  孔子之学,有得之于家庭者,

  《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何故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妥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

  有得之于社会者,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游玩,常陈俎豆,设礼容。”“鲁南宫敬叔言于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搭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子能够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闲,曰:‘已习其数,能够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闲,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仲尼门生传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盖当时虽曰“世衰道微。”然必家庭社会犹有前代礼讲授说传播,其河山之风气,有特殊于他国者④。其游踪所至,多得贤士医生之益⑤,然后能够鼓励高昂,而出一命世之大哲。不成徒谓春秋之时,社会纷乱,政法暗中,民生疾苦,邪说横行,始因而等反映发生圣哲之思惟也。然家庭之遗传,社会之影响,虽亦相关于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者,仍在其本身勤学。故其自言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勤学也。”忠信之资,初不足以过人,惟勤学为所自傲。自十五至七十,无一息不学,知行之功,与年俱进,是则非生平师友所可几矣。前乎孔子者,虽有傅说一直典学之语,然未尝有言之亲详备如孔子者,则虽谓吾民知学自孔子始,可也。

  孔子自言其学之法式,且述其学之功能,然只自明其身心所造之境地,未尝及于身外。由此可知孔子为学之目标,在先成已尔后成物。其成己之法,在充满其心性之天性,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而一切牖世觉民之方,乃从其中天然发觉于外。既非徒受外界之反感,愤激欲学一种方式或主义以救世;亦非徒慕前人,欲蹈袭其痕迹,冀自树于功名。至于垂老无成,乃讬讲授著书,以期留名后世,及与当世讲学者,争持门户,独立一家数也。《论语》及《大学》、《中庸》所言,十九皆明此义;不知孔子所学为何事,第以褊狭骛外之心测孔子,宁能窥见其涯涘哉!

  孔子所学,首重者曰成己,曰成人,曰低廉甜头,曰修身,曰尽己。其语殆不克不及够偻举,惟其以此为重,故不暇于外,而任劳任怨之意,自无自而生。

  《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中庸》:“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无怨天,下不尤人。”

  其遇虽穷,其心自乐,人世名利,视之淡然。

  《论语述尔》:“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此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自孔子立此尺度,于是人生公理之价值,乃超越于经济势力之上。服其教者,力争人格,则不为经济势力所屈,此孔子之学之最有功于人类者也。人之糊口,固不克不及不依乎经济,然社会组织不善,则经济势力往往足以锢蔽人之心理,使之屈伏而丧失其人格。其强悍者,蓄积怨恨,则公为暴行,而生粉碎鼎新之举。当代之弊,皆坐此耳。孔子认为人生最大之权利,在勤奋促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便际遇极穷。人莫我知,而我胸浩然,自有坦坦荡之乐。无所歆羡,自亦无所怨恨,而顽强不平之精力,乃足历万古而不成磨灭。孔教真义,惟此罢了。虽然,孔子之学,亦非徒为自了汉,不计自外之事也。成己必成物,立己必立人。

  《中庸》:“诚者,非自成己而己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故修身之后即推之于家国全国,其于道国为政、理财、治赋之法,无一不讲究,而蕲致用于世。《论语》所记孔门师弟问答之语,不时认为政为言,即群众之经济亦必使之充足。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此则本末兼赅,有体有用,非若二氏之专言虚寂 ,抛弃一切也。孔子生于周,故其政见多主用周法,然用之亦有别离,观《论语》之言自见。

  《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子罕篇》:“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陆桴亭《思辩录》谓孔子从周,后儒宜讲现代之制:“孔子动称周家法度,虽周公制造之善,亦从周故也。予每怪后儒学孔子,亦动称周家法度,而于昭代之制,则废而不讲,亦不善学孔子者矣。”其实孔子之所主意,亦不尽周法,即世俗所通行而协于情面者,亦无不成从也。

  孔子之学,固不以著作重,然其著作之功,关系绝钜。史称当时礼乐废,诗书缺,传自孔氏,始可得述。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综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侵占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认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盖当时如老子者,不以册本所传言语为重。

  《史记老子传》:“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世复多不说学者,使任其放佚,则浸哀浸微,古代之文化复何从考见乎!《诗》、《书》、《礼》、《乐》皆述,《易》、《春秋》则述而兼作。

  《汉书儒林传》:“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⑥。”

  《史记儒林传》:“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

  世谓孔子“述而不作”者,盖未读《十翼》及《春秋》也。《孟子》即称“孔子作《春秋》”,《公羊》明载未修春秋之原文⑦,惟杜预称《春秋》多用旧史,然亦谓有刊正处⑧。孔子传《易》修史,而合之《诗》、《书》、《礼》、《乐》,号为“六艺”,亦名为“经”。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门生,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其为教亦各有得失,孔子尝详言之。

  《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朴,《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博识易良,《乐》教也;挈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朴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博识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挈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孔子于《易》,由阴阳奇偶之看待,阐明太极之一元。

  《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谓神无方,易无休,而道在阴阳之相对。

  《系辞》:“神无方而易无礼,一阴一阳之谓道。”

  其于形而上之道理,与老子所见正等。《易》之神妙,正赖孔子发现。(按《论语》称“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易系辞》屡言神,如“阴阳意外之谓神,著之德园而神”,“神以知来”,“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鼓之舞之以尽神”之类,)而世乃谓孔子系《易》专重人伦日用之事。

  某氏论《易》曰:“近人谓伏羲画卦,乃纯包六合万物,万事万象,无形无形,诸凡配合之大道理而言,即纯属哲理的著作。以今之新名词言之,即曰纯正哲学。文王加彖、象各辞,始由丹青而附文字申明,然已由笼统的哲理,而喻以具体的事物。故可谓文王解《易》,即由纯正哲学引入于伦理学范畴。以今之新名词言之,即曰伦理哲学。孔子作《文言》、《系辞》,则更将《易》象移以注释人生各种善恶行为之报应,专在策报酬君子勿为小人。故孔子解《易》,实专以伦理的目光看《易》象,并非以宇宙人生、万象森罗之哲学目光看《易》象。若以今新名词言之。《易》经中孔子所明,第可曰伦理学,或曰伦理的注释,孔子圣人,决非疑惑《易》象之哲理。第孔子终身志向,专以对人宣明伦理一门,作入世法,至孔子之实在本事,哲理一门之出生避世法,一直未欲与世人道之,此恰是孔子之高峻处。故至今儒家所知之孔子,第知孔子本事之半罢了。”

  奚足以知孔子之存心哉!孔子所言神明之德,必需洗心斋戒,退藏于密,尔后可见。非腾口说、骋文辞所能指示也。至于孔子讲《易》以明人伦曰用之道者,则有二义焉,曰“中”,曰“时”。

  如释《乾》之《九二》曰“龙德而正中”,《九三》、《九四》皆曰“重刚而不中”,《坤六五》曰“君子黄中通理”,《同人》曰:“中正而应”,《大有》曰“大中而上下应之”之类,皆以明“中”也。释《蒙》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蹇》曰“蹇之时用大矣哉”!《益》曰“凡益之道与时同行”之类,皆以明“时”也。

  “中”以方位言,“时”当前先言,必合此二者而义乃全。且其几至微,稍过不及,即非所谓《中》;人心之固执胶滞,皆为未喻此义也。自尧、舜以来,以“中”为立国之道,孔子祖述其说,而又加以“时”义。故孟子谓“孔子为圣之时者” 也。其实,“中”之一字,已足赅括一切,加以“时”字,则所以衡此中否者益密耳。此语至泛泛,而又至难,原其初,须得喜怒哀乐未发前之景象形象。

  《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推其极,则能够位六合,育万物。

  《中庸》:“至中和,六合位焉,万物育焉。”

  故孔子于中道系之曰“庸”,而极言其不成能,

  《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全国国度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成能也。”

  贤智则过,愚不肖则不及,强为貌似,则又成为乡原,三者皆病,乃取其微偏者而救正焉。

  《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攻,狷者有所不为也。”

  世人徒执后世乡原之儒者以病孔子,不知孔子固于此频频明辩,不容伪儒之卖弄也。论德之本曰“中”,论道之用曰“恕”,《周书》始方“恕”。

  《逸周书和典篇》:“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

  而未详言其法,至孔子始推演之,认为终身可行之道。

  《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方而能够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于子臣弟友,上下摆布,一以恕待之。

  《中庸》:“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伴侣,先施之未能也。”《大学》:“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畴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

  盖人类之相处,最难各得其平。处处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心平气和。于人毫无怨望,而人之对我亦必出于和平,充其功能,岂专一人可行于世,使环球行之,则环球之和平、奋斗、猜忌、欺诈、各种不德皆可蠲除,而全体之人类,咸相安而遂其生矣。曾子之告其门人,谓忠恕则一贯。

  《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罢了矣。’”

  盖孔子所知所行,无不本于此,故以“罢了矣”三字决之,明忠恕之外,无他道也。为人谋而不忠,亦由待人不恕,故曾子论一贯,犹兼言忠恕;孔子论终身可行之道,惟举一恕字,以恕能够赅忠也。忠恕之事,属行不属知,子贡问行,而孔子答以施;行与施皆指事为,非指一人独居讲学也。从来学者注释恕字,未有认为属于学问者,近人好为异论,乃以恕为推知。

  《订孔子》(章炳麟):“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闻一以知十,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夫彼是之辩,正处,杂色、正味之位,其侯度诚未可壹也。守恕者,善比类。诚令比类能够遍知者,是挈榘能够审方圆,物情之纷,非若方圆能够量度也。故用榘者困,而务比类者疑。周以察物,举其征符,而辩其骨理者,忠之事也。故疏通知远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观焉,忠也;方不障,恕也。上者寂焉不动,咸而遂通全国之故,无有远近幽静,遂知来物,中之方人用法,察迩言也。下者至于本来山水,极命草木,合契比律,审曲面埶,莫不依是。《三朝记》哀公欲学《小辩》,孔子对以力、忠、信。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此言以忠恕为学,则无所不辩也。周以察物,疑其碎矣。物虽小别,非无会通。内思必心者,由异而观其同也。”

  夫闻一知十,触类旁通,属于学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属于行为。二者各有分际,不成混为一谈。《大戴记小辩篇》虽言忠有九知,然其上文明言行为:

  “明忠信之备而又能行之,则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满于中而发于外,刑于民而放于四海,全国其孰能患之?”“丘言之,君发之于朝,行之于国,一国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强避?丘闻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备。若动而无备,患而不知,灭亡而不知,安与知忠信!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外内参意曰知德,德以秉政曰知政,公理辩方曰知官,官治物则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备,毋患曰乐,乐义曰终。”

  所谓明忠信之备者,知也;而又能行之者,行也。朝而行忠信,发之于朝,行之于国者,皆行也。徒明忠信而不可,得谓之忠信乎?知中、知恕、知外、知德、知政、知官、知事、知患,知备九者,皆须实行,故曰“动而不备,患而弗知,安与知忠信?”试思备患恃知乎?抑持行乎?章氏侧重学问,匪惟曲解《论语》,抑亦曲解《戴记》,断章取义,贻误后人,匪浅鲜也。

  教育之功,至于尽物性,参六合,则不独为一时一世之人群谋矣。极钜之效,由极简之法而生。所谓宇宙内事,皆性分内事也。吾国古代圣人之思惟,常思以人力造六合,其功既见于此数千年之大国,而其义犹未罄万一,后人准此而行,则所谓范畴六合,曲成万物者,无不克不及够实现,正不必以国度人类为界而区区于学问技术,认为教育之大事者,抑又不足深论矣。

  古代学校,各有祀典。

  《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郑玄曰:“先圣周公若孔子。”

  郑氏举孔子为例,盖就汉当前而言,汉以前未祀孔子也。历代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汉高祖始。

  《史记孔子世家》:“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

  《汉书高帝纪》:“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而学校祀孔,自明帝始。

  《后汉书礼节志》:“永平二年,……养三老五更于辟雍;郡、县、道行乡喝酒礼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

  然孔子与周公并祀,非特祀也。唐、宋以降,渐次爱崇,礼都帝王,制亦数易。

  《文献通考》:“唐制,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其释奠之礼,初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贞观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开元二十年,追谥‘文宣王’,改西坐像为南面。诏曰:‘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届宜照旧?’其两京国子监及全国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工具行列待。”

  《续通考》:“宋太宗追谥孔子曰:‘先圣文宣王’,真宗时改谥‘至圣’,元武宗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称‘至圣先师’,易塑像为木主。”

  盖自汉以来,虽已举国崇奉孔子之教,而立庙奉祀,近于宗教性质者,乃由人心渐演渐深,踵事增华之故,初非孔子欲创立一教,亦非仅一二帝王或学者,假孔子之教以愚民也。

  孔子后裔,代有封号。

  汉曰“褒成君”,魏曰:“宗圣侯”,晋宋曰“奉圣侯”,后魏曰“崇圣医生”,唐初曰“褒圣侯”,开元中改“文宣公”⑨。

  至宋始封孔子后为“衍圣公。”

  《续通考》:“宋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之后为‘衍圣公’。”

  迄今犹存其名,此亦无足深异。然自西周至今,奕叶相传,七十余世,谱牒统系,灼然无疑,则世所仅见也。自明当前,府县学皆祀孔子,外国如琉球、日本,亦立文庙,行释奠礼,高丽自宋时即祀文宣王,此虽不足为孔子重,而其为东方文化之祖,则环球所共信也。太史公立《孔子世家》而称“至圣”,有以哉!

  《史记孔子世家》:“全国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其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平民,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皇帝贵爵,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①一九0八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书。

  ②加氏所著书名见下,兹所引之一段见《支那古代》第二四二页。

  ③加氏之书,系德国Leipzig VF.A.Blockhaus书店出书。兹所引之一段见原书第四第五页。又China Review第二十七卷第六十三页,有英文译本可参照。

  ④如鲁秉周礼之类。

  ⑤如子贡谓“君子居是邦,事其医生之贤者,友其仁者。”之类。

  ⑥“读”者,卦爻之词,孔子所述也;“传”者,十翼之文,孔子所作也。

  ⑦庄公七年,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

  ⑧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仪式。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未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规劝。其余则皆即用伯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

  ⑨均见《文献通考》。

  举报20楼埋红包点赞楼主:京华龙蟠时间:2011-02-01 12:09:44钱穆与柳诒徵的学术交往

  据柳诒徵《劬堂日志》记录,钱、柳二人在抗战期间的西南有一段交往。1941年,钱穆在四川成都掌管齐鲁国粹研究所,受重庆国立编译馆的委托担任编写《清儒学案》。而此书的审稿者,恰是柳诒徵。柳诒徵写成《审查〈清儒学案〉演讲书》,对钱著有“体裁宏峻,抉择精严,允为名著”的评价。

  柳诒徵(1880 1956),字翼谋,号劬堂,江苏镇江人。晚年曾随其师缪荃孙东渡日本调查教育,归国后任教于南京两江师范私塾、南京高档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东南大学,后来持久掌管江苏省立藏书楼。

  当柳诒徵讲学南雍、名重东南之时,钱穆(1895 1990)正在苏南无锡、姑苏一带的中小学担任教职。钱穆的老友施之勉结业于南高师,是柳诒徵的学生。别的,钱穆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时,一校同事多结业于南高师和东南大学,故他对柳诒徵的为人和治学也时有所闻。

  就现有的材料来看,钱穆评价柳诒徵的文字最早见于他的著作《国粹概论》中。是书完成于1928年春,在书中最初一章“比来期之学术思惟”中,他在论述民初以来诸子学的回复时引述了柳诒徵1921年颁发在《史地学报》上的《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一文。柳氏在文中指名道姓地攻讦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研究诸子之失,指出三人研究诸子,虽标榜客观,实多客观,逞其臆见,故对三人所论诸子之见“历加驳难”。钱穆在评论这篇文章时称柳氏之言“颇足以矫时弊”。不外他在必定柳文的同时又大有保留,对章、梁、胡三家的诸子学研究也有很高的评价。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创刊,《发刊词》即出自柳诒徵之手。在《学衡》刊发的文章中,有不少攻讦五四新文化活动的内容,如攻击胡适的“文学革命”,报复新文化活动的反孔,攻讦古史辨学者的疑古过甚,由此在南方构成了以东南大学为核心,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以攻讦新文化活动激进思惟为内容,与北大新青年派相抗衡的力量,这就是在五四新文化活动后期兴起于思惟文化界的学衡派。

  学衡派是作为新文化活动的攻讦者而活跃在其时的思惟文化舞台上的,对于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文化主意,钱穆晚年多有留意,对《学衡》、《新青年》两杂志,皆“披诵热情”。钱穆晚年在《留念张晓峰吾友》一文中说:“民国十年间,南京地方大学诸传授起与抗衡,宿学名儒如柳诒徵翼谋,留美俊秀如吴宓雨僧等,相与连系,开办《学衡》杂志,与陈、胡对垒。”诚如钱穆在文中所言,1920年代的中国粹术界,确实具有着学分南北、南北对垒之势。在这场南学与北学的坚持中,学衡派的魂灵人物毫无疑问应是南方耆儒宿学柳诒徵。柳氏的学生张其昀在留念乃师的文章中称,1919年当前,新文化活动风靡一时,“而以南京高档师范为核心的学者,仿佛以承继中国粹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世人对北大、南高有南北坚持的见地。柳师魁首群伦,构成了随波逐流的力量。”钱基博在《国粹文选类纂总叙》中也表达了雷同的看法:“丹徒柳诒徵,不徇众好,认为前人古书,不成轻疑;又得美国留学生胡先骕、梅光迪、吴宓辈以自辅,刊《学衡》杂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难胡适过重学问论之弊。一时之反北大派者归望焉。”

  柳诒徵年长钱穆15岁,对钱而言,柳是前辈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人能否有间接交往,因为材料所限,难以确知。不外钱穆与柳氏的学生缪凤林和张其昀之间的交往却十分亲近。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两人曾先后北上拜访钱氏。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回忆,缪凤林赴北日常平凡,住在他家,两人同游卢沟桥,“坐桥上石狮两旁,纵论史事,历时不倦”。

  据柳诒徵《劬堂日志》记录,钱、柳二人在抗战期间的西南有一段交往。1941年,钱穆在四川成都掌管齐鲁国粹研究所,受重庆国立编译馆的委托担任编写《清儒学案》。钱氏对清代学术颇有研究,在此之前,已出书了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首推章太炎、刘师培,继章、刘之后最有贡献者,当推梁启超和钱穆,特别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梁启超同名著作的根本上精进开辟,贡献尤多,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称“能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相颉颃者,当数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以,由钱穆来编写《清儒学案》,当是得当的人选。

  钱穆接管编写使命后,全数精神投入此中。他先读清人诸家文集,作详尽的材料汇集,又托朋友代为收购清代关学遗书20种摆布,有清一代关学材料,“网罗略尽”。他勤读李二曲集,采其言行撰一新年谱,所花精神尤多。又遍览四川省立藏书楼所藏江西宁都七子之书,“于程山独多会悟”。对于姑苏汪大绅以下,彭尺木、罗台山各家集,也撮要钩玄,“颇费苦思”。钱氏称《清儒学案》一书的编写,以这几篇最有价值。全书约四五十万字,共编孙夏峰、黄梨州等64个学案,一代学林中人,大多网罗此中。而此书的审稿者,恰是柳诒徵。

  在中国粹术成长的过程中,清代学术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古代学术在这里结穴,近代学术从这里发端,这种转机过渡的学术特征所具有的奇特魅力,吸引了近代浩繁的一流学者对它的研究,成绩斐然。在这些浩繁的一流学者中,就包罗柳诒徵。柳氏在其名著《中国文化史》第三编“近世文化史”中,专列四章来会商清代学术,分析精微,新见迭出,钱穆晚年撰《柳诒徵》一文,对书中所论清代学术的精到看法作了特地的摘录。所以,由柳氏来打量钱穆的这部书稿,可谓得其人选。

  1943年,钱穆应张其昀的邀请,赴浙江大学讲学。是年2月15日,钱氏自成都赴贵州遵义。23日,柳诒徵也特地从重庆赶来接见会面钱穆,两位汗青学家终究在黔北这座古城相会。自25日起,柳诒徵每日核阅钱著《清儒学案》稿,后写成《审查〈清儒学案〉演讲书》,对钱著有“体裁宏峻,抉择精严,允为名著”的评价。在打量演讲书中,柳氏对钱稿也提出了若干商榷性看法,如建议将此稿第一编从孙夏峰至费燕峰14学案移入《明儒学案》,以合适晚明诸儒惓惓故国之思。此看法在遵义会晤已传达给作者,获得了钱穆的附和。

  《清儒学案》约四五十万字,字字皆亲手抄写。因为其时处抗战中,糊口艰辛,钱穆没有再找人另抄副本,间接将手稿寄到重庆地方国立编译馆。抗打败利时,此稿尚未付印,全稿装箱,由编译馆雇江轮载返南京。不意箱置船头,坠落江中,葬身鱼腹。全书除序目一篇在寄稿前已颁发在四川省立藏书楼所编的《图书集刊》第三期上外,全稿竟佚。钱穆后来筹算从头撰写,然而“已无此精神与乐趣矣”。假如钱氏此稿不失,当可为清代学术史这一研究范畴添加又一力作。这当是研究清学史的一大憾事。然而这一可惜在柳诒徵的《日志》中获得了必然程度的填补。柳氏在审订钱稿期间,曾摘抄原书,间加批语,至今保具有柳氏的日志中,前后长达12页之多。从柳诒徵的摘抄中,也不难窥见钱穆这部书稿的一鳞片爪,其材料弥足宝贵。

  钱穆对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论宋明学术、清代学术颇多推崇。与民初以来的新派学者肤浅宋学相反,柳诒徵对宋儒义理心性之学出格注重,死力表扬宋学经国济世的思惟,此点尤为钱穆所激赏。柳诒徵对新派学者推尊乾嘉汉学不认为然,称“世尊乾嘉诸儒者,以其以汉儒之家法治经学也。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钱穆也有雷同的看法,他说乾嘉时代自称其经学为汉学,其实汉儒经学,存心在治平实事上,乾嘉经学存心在训诂考证上,远不相侔,故乾嘉汉学“最其所至,实亦不外考史之学之一部。”柳诒徵论清学与宋明学术之异,以及晚明清初诸儒之学时称,“清代学术与宋、明异者,有一要点,即宋、明儒专讲为人之道,而清代诸儒则只讲读书之法(此指乾嘉学派而言)。惟明末清初之学者,则兼讲为人与读书,矫明人之空疏,而济之以实学。凡诸魁杰皆欲以其学大造于世,故其风气与明异,亦与清异。其后文网日密,士无敢谈法制经济,惟可讲究古书,尽萃其才力伶俐于校勘训诂,虽归本于清初诸儒,实非诸儒之本意也。”钱穆在1928年颁发的《述清初诸儒之学》一文中称,清初诸儒“上承宋明理学之绪,下启乾嘉朴学之端。有理学家之躬行实践,而无其空疏;有朴学家之博文广览,而无其琐碎。宋明诸儒专重为人之道,而乾嘉诸儒则只讲读书之法。道德、经济、学问,兼而有之,惟清初诸儒罢了。”其概念不只与柳氏不异,就是遣词造句也千篇一律。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25年10月在《学衡》第46期上起头连载,至1929年11月刊出的第72期上连载完毕。钱穆晚年对《学衡》杂志“披诵热情”,在该杂志上连载的《中国文化史》,钱氏必然拜读过,并且在其晚年著作《国粹概论》第九章“清代考据学”、第十章“比来期之学术思惟”也间接引述过柳氏此书的内容。不难想象,柳诒徵论清代学术对钱穆当有必然影响。

  1971年,钱穆颁发了一篇留念柳诒徵的文章,对柳诒徵维护和保守中国文化保守所作出的贡献暗示了极大的敬意。

  (本文来历:人民网 )

  举报21楼埋红包点赞作者:爱欧异彩时间:2011-02-01 12:19:47真是董仲舒二代。

  来自23楼埋红包点赞楼主:京华龙蟠时间:2011-02-01 12:24:34史学家柳诒徵的学术贡献与道德风采

  卞孝萱 孙永如

  (二)把握中国文化精髓之作:《中国文化史》

  “五四”前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化命运的激烈论争。柳先生主意对“中国汗青之本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摸索。”不克不及以偏概全。从1919年起,他即下大功夫研究中国文化,编写课本,在南京高档师范学校开课教学。一有新的收成,当即进行补充。自1925年起,《中国文化史》讲稿在《学衡》杂志上逐期颁发。至1926年,《学衡》印了合订本。1928年,地方大学再次付梓。1932年,南京钟山书局正式印行。1935年,再版。此后,不竭翻印,传播甚广。在“全盘欧化”论甚嚣尘上之时,柳先生怀着爱国主义热情,有针对性地撰写了这一弘扬祖国文化、体大思精的大著,影响很大。

  柳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凡所标举,函有二义:一以求人类演进之公例,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他从“人类演进之公例”中,闪现“吾民独造之真际”,回覆“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安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安在?”等严重问题。柳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富于弹性”。他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吾民族缔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中国文化因为“富于弹性”,也就富有“接收”能力。柳先生指出:“印度之文化输入于吾国,而使吾国社会思惟以及文艺、美术、建筑等,皆生各种之变化,且吾民接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布发扬,且盛于其发源之地,是亦不成谓非吾民族之精力也。”过去接收印度文化,取得丰盛功效,“今日”接收“远西”文化,亦应具备如许的决心。闭关自守与全盘欧化,都是错误的,准确的立场该当是,使富有接收能力的中国“兴起而与世界日新焉”。柳先生还用提问题的体例来开导读者,他在书中提出三个问题:1)中国“幅员之广褒,世罕其匹也”、“试问前人所以开辟此全国,转结此全国者,果何术乎?”2 )中国“种族之复杂,至可惊讶也”,“试问吾国所以容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3)中国“年祀之长远相承勿替也”、“试问吾国所以开化甚早、历久犹存者,果何以乎?”作为中国人,不该从这三个问题的谜底也就是从中国汗青中看到“吾民族之精力”,并看到中国即将“兴起而与世界日新”的前景吗?

  《中国文化史》内容丰硕,特色明显,今略举几点如下:1)进化的文化史观。柳先生指出:“汗青之学,最重因果。”“尤当涤除旧念,着眼于人民之进化。”对峙汗青因果律,主意进化的文化史观,为他科学地分解中国文化的成长,奠基了根本,从整部书看,柳先生把文化的成长,归结于人民的集体缔造:“社会之开明,必基于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责望少数智能之士。”并举“吾国册本”发现进化来申明。2)强烈的民族认识。柳先生在书中,起首研究了“中国人种之发源”,从底子上驳斥了中国人种西来、支那文明西源的谬论。民族主义是整部《中国文化史》的主旋律。当西方文化似乎要席卷全球,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命运担心时,柳先心理清中国文化的脉络,弘扬中国文化的精力,提高民族自尊心、自傲心,应予充实的必定。3)无益于世的著作主旨——柳先生在总结清初诸儒的治学特点时说:“虽其途术分歧,要皆明于学问之非专为学问,必无益于社会国度。”这也是他所奉行的主旨。他聚精会神于编著这部书,就是从无益于世的前提出发的。他与北洋军阀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掉臂人民死活存亡的倒行逆施相反,在书中鼎力宣扬古代爱民、保民、重民以及民权、民主的前进思惟,并对“忠”、“孝”内涵作了新的注释。他在书中阐述古代法治时,还几回再三规戒北洋军阀。如说:“周代政治以法为本,自王公至庶民无不囿于礼制之中,故不时教民读法……此岂空言法制,而一般人民尚不知现行之法为何物者所能比哉!”当然因为借古讽今,他有时将前人古事抬高、强调,以至曲解,这不克不及不说是学术上的可惜。但当我们了然他写作此书的时代布景,看到他是出于对祖国的关怀和对民族的挚爱时,就应对他暗示谅解,而不该去苛求。4)独到的学术看法——柳先生对中国保守文化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书中精义纷呈,触目可见。

  如他指出:“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缉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师之家法,于经义亦未有大发现,特区分领域,能够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若此耳。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轨制,诸儒频频研究,或著常规或著专例,或为总图,或为专图,或专释一事,或博考诸制,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即今文学家标举《公羊》义例,亦不外申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批注孔子之史法耳。”张舜徵对这个概念评价很高:“柳诒徵这种认识是很精辟的,他把清代学者研究经学的全数功效,都归纳为史料考据的一部门,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畴,这是他以前的学者没有认识到的,对后人有很大的启迪。”

  这部把握中国文化精髓的学术巨著,被誉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它问世后,在学术界发生庞大反应,直到今天,仍为学术界高度注重,1988年作为“中国粹术丛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书社刊行。

  举报24楼埋红包点赞楼主:京华龙蟠时间:2011-02-01 12:28:03史学家柳诒徵的学术贡献与道德风采

  (三)推寻中国史学的奥妙——《国史要义》

  1942年柳先发展途跋涉至重庆后,为地方大学研究生教学中国史学道理。这部讲稿,分为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篇,汇成《国史要义》一书。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书。

  刘知几著《史通》,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梁启超著《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在中国史学成长史上都有主要地位,也都有不足、不妥之处。柳先生从头总结中国史学,在《国史要义》中紧紧把握住中国史学理论的焦点,阐明本人对史学的系统看法,并对刘知几等人的概念,补失纠偏。今略述该书要点如下:1)以史官轨制为核心的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富有政治性,史学家治史,历来都以有裨于政治为鹄的。刘知几等人虽留意到包含于中国史学成长中重政治的特点,而未能深切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特点,没有进一步推究中国史学富有政治性与中国史学的发生、成长有什么联系。柳先生颠末持久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特点是源于上古史官轨制的结论。《国史要义》指出:“史掌官书而赞治,此为吾史专有之义。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视他国之史起于诗人学者,得之传说风闻,述其轶事者分歧。”柳先生用上古史官轨制的“赞治”来论证中国史学之富有政治性,是一大发现。他又从上古史官轨制出发,将史学发源、史家笔法、史乘编制与史官轨制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以史官轨制为核心的史学理论系统。这个理论系统,在认识论方面,力图从必然的汗青前提中,寻求史学成长的限制要素,虽然在具体阐释方面尚不尽完美,但终究是独树一帜的。2)以儒学精力为主体的史学功能观。史学的功能是什么,这是史学理论中的一个根基问题,从古至今,很多史学家对此颁发过看法。柳先生认为,儒学是中国保守文化的根本,史学也通贯儒学,儒学精力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焦点。他在《国史要义》中说:“史术即史学,犹之经学,亦曰经术,儒家之学,亦曰儒术也。吾意史术通贯经术,为儒术之正宗。”具体而言,通贯儒学精力的中国古代史学,其次要功能为:“益本身之德”,“以道济全国。”不单经学,中国古代史学也阐释、证明、弘扬儒家学说,儒学的论理、政治认识也通过史学反映出来,并以鉴诫的特定体例阐扬其功能。柳先生还从中国史学的政治功能角度,从头注释了正统、闰统。正统、闰统是历代史学家辩论不休的问题,《国史要义》指出:正统不在于争“一家保守”,而在于持义之正。柳先生说:“史之所重,在持公理。”“边境不正则耻,民族不正则耻”,“吾史之不甘为偏隅,不甘为奴隶,非追往也,以诏后也。”他教学《国史要义》时,日军侵犯了中国大片国土,并拔擢了伪政权,在民族存亡的告急关头,他从积极意义上对正统说进行阐扬,强调“公理”,激励民族,不甘偏居,不甘为奴,苦口婆心,应予必定。3)以进化论为指点的汗青研究法。柳先生在《国史要义》中说:“近人治史,多本进化论”,“治吾史者,准此以求,亦能够益人神智。”在进化论的指点下,还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推寻人群之道理,以求史事之公律。”例如,他从中国上古农人社会的汗青布景出发,对中华民族之所以发生独具特色的孝,作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分解:“游牧之俗,迁移无常,贱老贵壮,故以佳耦为本位,而父子可不相闻。农稼之俗,世业相承,老幼一体,故以父子为本位,而佳耦重其相代。”研究汗青不只需要汗青观的指点,并且需要领会中国史乘的编制、义法。关于前者,他说:“史之有例,亦惟吾国所特创”,读某一部史乘,先领会其编制。“则触处洞然”。关于后者,他说:“吾人读书,能用其法,逐个问其何故如是如此”,“则读书如桶底脱矣”。

  《国史要义》是一部“命世之奇作”,对中国史学的发源、史乘编纂、史家涵养、史学功能以及汗青研究法,提出了很多有开导性的独到看法。该书问世之时,大江南北正处于烽火之中,这部凝结了柳先生终身研究心血的中国史学理论专著,刊行量不大,一般藏书楼没有珍藏,未惹起史学界的遍及注重,但仍然获得有识之士的推崇。如胡焕庸认为,连系先生这两部巨著来看,应认可“教员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划时代的。”蔡尚思也指出,《国史要义》中有些看法,“我此刻更加感觉其准确,其时学者多未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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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先生是爱国主义者。他满腔的爱国热情,不只弥漫在史学论著与学术勾当中,还表此刻他所处置的教育、藏书楼事业上。弟子后学记录了他的很多遗闻佚事,今略举数例如下:

  1938年,柳先生在浙江大学讲学,讲到侵华日军在南京大搏斗时,义愤填鹰,冲动得中风。据其时听讲的陈训慈回忆:“犹忆战事初起,(柳)师至泰和为浙大讲学,第一次即昏厥。是日余与王驾吾、张晓峰均去听讲,余所忆师以日寇深切,南京居民遭虐杀,溯说前史异族凭凌,无此惨毒,乃引孟子语:‘待文王而兴者……若夫好汉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意在鼓励等候,讲到后一句‘文王’二字,声更昂扬冲动,目瞪遽跌……师此次病,实系犹时爱国之深。”柳先生终身中上行下效,尽心竭力,为国度培育了多量优良专家。在小学、中学均受过柳先生教诲的茅以升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应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式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并认识到‘学问本身只是一种东西,学问之所以宝贵,在于它所起的感化’,这对我数十年来治学治事都有极大的影响。”在大学受过柳先生教诲的郑鹤声说:“一九二○年夏,我考入国立南京高档师范文史地部……在南京高师学汗青的人,大半受柳先生的影响,柳先生的讲授方式,以根究书本为准绳。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纂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分解,而指定若干参考册本,要我们主动地去阅读……读了当前,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细致批阅……他白叟家的精力很好,立场很当真,虽一字之误,亦必勾出,所以我们不敢草率。他要学生日常平凡以阅读野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野史中出很多研究标题问题,要我们汇集材料,操练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功课成就,并择优选出在《史地学报》或《学衡》上颁发。这种治学体例,简直是很根基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终身受用不尽……我一直以尊崇的表情,纪念这位学识广博、诲人不倦的史学前辈。”

  柳先生爱才、重才,长于发觉人才,并破格予以培养。“亲受恩惠膏泽”的张其昀说:“民国八年夏,我投考国立南京高档师范,……柳师对我笔试面试的成就,有很好的印象。……到发榜之前,没有我的名字,惹起了柳师的留意。经查询成果,是体格不合格。……致被裁减。柳师起来说,该生各科测验成就都很优异,就如许牺牲掉太可惜,……因为他的资望,提请复议,无贰言通过,到了发榜登报,我竟获得了领衔全榜的荣誉。当然一位恩师和慈母一样,尽其心力,施不望报,我那里会晓得?直到我在母校任教多年,在一个偶尔机遇,柳师与人谈及此事,我听了当前,真是感激不尽,无法表达我的感恩。其实说,我在华冈兴学之举,以结草衔环为次要动机,奖励优良清寒学生,是不时铭记在心的。”所谓“华冈兴学”,指在台北华冈路55号开办中国文化大学。

  柳先发展期担任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馆长,瘁心力于藏书楼事业,该馆是1907年缪荃孙建立的,我国最早的由国度兴办的公共藏书楼之一,具有丰硕藏书。柳先生掌管馆务后,该馆愈加成长。抗战迸发,南京垂危。柳先生“注重馆藏图书甚于本人的家产”,想方设法将善本书一百一十箱,储藏于朝天宫地库中,又将丛书、方志等三万册,运至苏勾栏下河的兴化,储藏于罗汉寺和观音阁。通俗本因量太大,只好留在藏书楼内。抗打败利后,柳先生回到南京,馆内藏书已荡然无存,他掉臂年迈,“各方联系,矢死力争”,费时一年,从遍地收回十九万册。因为过度辛勤,他中风旧疾复发,像柳先生如许爱护国度图书,人人都说是难能宝贵,寡一无双的,然而他还自我攻讦:“已丧失了一部门,我对祖国文化未克尽全责。”

  柳先生把藏书楼办成真正的读者之家,无微不至地给读者以学问上的协助。与柳先生“跨越了一般师生的豪情”的蔡尚思说:“柳先生是为我供给读书便利前提最多的长者。他既答应我住入国粹藏书楼中,不收房租及其他费用,特别还给我一个出格虐待权力,……他对阅览室的人员说:‘蔡先生为了著大部头的《中国思惟史》一书,特来我馆从历代文集中汇集他人所少汇集的贵重材料,我们必需极力支撑他。他的贡献也等于我藏书楼的贡献。……即便一天要阅十部、二十部或者更多的数量,你们都要到后面藏书楼把书搬来供他利用。”“柳先生是对我激励最多的长者。一九三五年九月,我应上海沪江大学的礼聘,向柳先生离去,并再三感激他给我最多读书的机遇,他特送我到藏书楼外的路上,回覆的话竟是:‘在我掌管这个藏书楼十年后,才获得您来把馆藏集部图书的蠢鱼弄死或赶跑,……我倒要大大地感激您哩!’他还赠给我一帖横幅,写着南宋陈亮的两句豪言壮语:‘开辟万古气度,推倒一时好汉’作为临别赠言。”

  “道德文章美,学问功夫深”的柳先生不只在弟子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史学家周谷城、藏书楼学家顾廷龙、景象形象学家竺可桢、动物学家胡先骕、画家徐悲鸿等对他十分恭敬。梅光迪、吴宓开办《学衡》,更是以他为支柱。柳先生还擅长做诗写字,负有盛名。

  柳诒徵自幼丧父,和母亲在外家艰难渡过童年。其实柳诒徵外家也非等闲之家,清代以降也出过进士、翰林,所谓世沐皇恩。我只想弥补一个至今还没有人记实的柳诒徵逸闻:柳诒徵赴日进学期间和大革命家也是镇江同亲赵声(伯先)成为挚友,能够想见,柳诒徵思惟激进非保守思惟的外家所能接管。柳诒徵归国伊始,便回家探母,柳诒徵尊母旨意,到长辈处存候,到了某长辈处,叩门,门内问是谁,柳答:孙文第二。长辈一家人人面如土色,抖呵不已。待知是柳诒徵时,当即交恶构怨。待民国后过了很长时间,才又恢复交往。镇江伯先公园的伯先雕塑下的铭文就是柳诒徵的高文。

  举报26楼埋红包点赞楼主:京华龙蟠时间:2011-02-01 12:31:51柳诒徵逸闻二则

  柳诒徵恬澹富贵荣华。他悔恨清朝末年宦海败北和民国初年军阀窃权误国,誓不仕进,以执教著作,清正自守。他民国晚年的学生、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崔宗纬曾说:“若是热衷于官职的话,柳老伯的资历名望,不要说南高的文学院长,就是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必然会有人请他担任的。”1942年国民当局成立“礼乐馆”,蒋介石欲借重柳诒徵的德望,让教育部请柳掌管,柳当即“以老弱为辞”,蒋又让柳门门生陈训慈之兄长陈布雷出头具名,也被婉言回绝。”

  柳诒徵幼时随母居外祖家,步入社会后四海为家,债赁为居。虽然如斯,他仍恬澹财帛。晚年在两江师范私塾执教,其时为尊师起见,一般每月工资例由会计亲送教师,而两江师范会计却要教师本人去领。柳诒徵为维护师道威严,数月不领,学期竣事即请辞,校长李梅庵不舍,托陈庆年扣问原委,遂后才责正会计,得以挽留。1938年,柳诒徵应竺可桢之敦请到位于贵州泰和的浙江大学讲学,在讲堂上讲到日寇在南京大搏斗时,义愤悲昂,突发中风昏迷在讲台。校长竺可桢延医急救,后柳又在校休养三月。离校时,竺派校车送行,并让秘书送去舟资三百元,柳诒徵以因病讲学未成,坚定不收川资、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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